自那枚承载着颠覆之秘的黑色令牌被“影”带走，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，倏忽已过十数日。
建安五年（公元200年）的凛冬，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，也更酷烈。铅灰色的天空低垂，彤云密布，仿佛随时会降下吞噬一切的暴雪。寒风如同无形的刀刃，穿过庭院，刮过城楼，卷起最后一丝秋日的残痕，发出尖锐而单调的嘶鸣。书房内，炭盆里的银骨炭烧得正旺，驱散着室内的寒气，却驱不散我心中那股日渐沉重的、混杂着期待与焦虑的阴霾。
我依旧如往常般处理着堆积如山的公务。徐州的屯田进入了冬歇前的最后整理阶段，各处仓廪的盘点核算需要我亲自过目；新编练的军士需要调拨冬衣与粮饷；与糜竺商讨来年的盐铁专营和税收计划；还要抽空去巡视一番匠作营“木牛流马”的初步仿制进展……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，仿佛北方的滔天巨浪与这座东南州城毫无关联。
然而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在那平静的外表下，我的心弦，时刻紧绷着，指向遥远的北方——官渡。
“去痕留白”。这是我定下的核心策略，也是我此刻最大的煎熬所在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为了让那份情报以最“自然”、最“偶然”的方式出现在曹操面前，我切断了与“影”的所有联络。他如同投入大海的一颗石子，是激起了足以倾覆巨轮的暗涌，还是就此沉寂无声，我一无所知。
这种彻底的“留白”，固然最大程度地抹去了我与此事的关联，却也让我陷入了信息隔绝的盲区。我不知道计划进行到了哪一步，不知道那些精心设计的“碎片”是否已被曹军截获，更不知道那位多疑的曹孟德，是否会采信这份来历不明、却又直指要害的情报。
我只能等待。
等待玄镜台从官渡前线传回的、那些零碎而滞后的公开战报。